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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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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有大美

更新时间:2017-08-18 11:17:00点击次数:3526次文章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在当今全球对话、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化格局中,继承、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对于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使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都具有重要意义。

到底什么是中华美学精神?如何提炼、概括其精髓?中国传统美学博大精深,内涵丰厚,对其精神实质的认识则是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侧面去探究,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中华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几千年的文明积淀下来,可以继承发扬、在新世纪进行“转化性创造”的思想和精神财富车载斗量。笔者以为,要理解“中华美学精神”,必须联系整个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它把整个宇宙自然和人世社会看成一个生机勃勃、气韵生动、充满生命和情感的世界,一个“大美”与“大善”的世界,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与天地万物齐一,在精神上、心灵上达到高度超越而具有现实精神的境界。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审美特质决定了广义上的“审美”是其本质。也就是说,中华美学精神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理解中华美学精神,得从中国人看待宇宙自然的宇宙观和看待人生社会的人生观层面,来探寻其最根本的特质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中国传统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美学理论。反之,中国传统美学是一种哲学一种人生观。因此,理解中华美学精神,不得不“从头讲起”,从中国人看待宇宙自然的宇宙观和看待人生社会的人生观层面,来探寻其最根本的特质。

如前辈学人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哲学对于“本体”的思考和感悟是此世的、现世的。中国哲学是“一个世界”的哲学。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文化那样与此岸分离的彼岸世界。形而上就在形而下之中,超越就在现世之中,彼岸就在此岸之中。古人以“天人合一”的观念建构了包括宇宙、自然、社会和个体的人在内的“天人图式”,社会和人世受自然宇宙的影响、控制和决定,即由“天道”所决定。“天道”的“天”是某种自然性的规律、法则,它有着不可抗拒的神圣性;另一方面,人的行为、德行、人格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又可以对“天道”有所影响、改变。好的行为感动“上苍”,降下甘霖或出现某种“祥瑞之兆”;而恶行则招致“天怒人怨”,上天降下灾祸对人予以惩罚。因此,“天”与“人”是交会感应的,宇宙非冰冷的物理存在,而是充满生机情韵的有情世界。

在这样一个有情的世界中,人便是要以自己充满主动精神的实践作为去迎合并体现和展示出“天道”。正因如此,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地位崇高。人的主体性一直得到高度强调,特别是在儒家思想中,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从来就是主流。当然,不仅是要建立功业,德行也更是儒学所强调的。但无论道德或是功业,都有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一种“乐学”“乐生”“乐活”“乐道”的精神,也就是以一种审美精神作为底蕴或基础。所谓“孔颜乐处”,是强调在任何境遇之下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乐”。孔子言,“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便是一种“乐生”精神。而孔子最为称道的学生颜回,生活拮据,饮食简单,身居陋巷,别人都替他难过,他却“不改其乐”。这里,苦依然是苦,并非以苦为乐,而是身处苦中,却有一种内在精神支撑,以至于处于困苦之境依然能够真心悦乐。

这种“乐学”“乐道”“乐生”精神背后,便是一种有情宇宙观的支持。

在中国古人看来,世界由阴阳两极对立统一运动变化而生成,阴阳五行周流圆转,生生不息,相生相克而成万物。古人讲“道”,以道作为世界“本体”“本源”——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道”并不在世界之外、之上,而是就在世界之中,甚至就是世界本身。所以“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庄子认为,道是“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然则道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是世界的又是超越的。

中国哲学所言的这种物质性的世界并非物理事实的世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物质世界。这个世界固然是物质的,却并非冷冰冰的物理现象,也不是在人之外、之上,支配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相反,这个物质世界与人之间有一种精神、情感或心灵上的互通互感。天地有德、有情、有信,在活泼昂然之中蕴藏着无限的生机。此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也。因而它也是一个美的世界。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在庄子这里,世界的三个维度——空间、时间和运动着的物质都有了情:从空间看,宇宙空间所组成的“天地”是一个生机流转、大美俨然的世界,天地有大美,却无言自在,如王维诗曰:“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芙蓉开在山中,花红花落,有情有信,却并不张扬言语。因此,这与西方“太初有言”完全不同。大美不言,自在充盈。从时间看,正因为天地有情而无限,世界才可以从无而为有,所谓“有无相生”“有生于无”是也。宇宙无限,而人生却短暂而有限,人才有那么多形而上之感喟叹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才可以“为天地立心”,可以化瞬间为永恒。有了充溢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有成理而不说的宇宙世界,人才会创造与自然世界共感和鸣的“曾点气象”,才会体会“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大美无言之境界。

经过种种艰苦的修养和提炼,日常生活具备了审美化、精神化,甚至神圣化的可能性

既然形而上的追求都只是在此世、此岸实现,既然世界只有一个,没有像西方那样分割为现象与本质、此岸与彼岸两个有着巨大鸿沟的方面,则对于中国人来说,生存的意义和目标便也就在此世、此岸,就在生活的当下过程中。

每个个体都生活在当下,因此,人生的目标、意义、价值也就在当下。但是,另一方面,当下的生活是短暂的。人生苦短,生命有限,如何能抓住有限的生命,使之超越短暂,达于永恒的无限之境,也是每一个人所关心的。

中国人的超越观是通过身心两方面实现的,一方面是肉体生命的延续,即家族的繁衍、绵延,另一方面通过树立德行、建功立业、著书立说,从而创造出能够长存于世的精神价值,在肉体死亡腐朽之后把精神留存于世,并传之后代,即所谓“流芳百世”。

对于当时当下的人生,中国人的态度是洒脱逍遥,通过暂时超脱日常生活的庸碌状态而达于心灵的自由境界。换句话说,中国人的生存观是一种现世的逍遥观。所谓“曾点气象”,如朱熹所言,便是“不规规于”具体的日常事务,把自己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在与自然山水的亲近、体认之中,达于胸次悠然、气韵周流、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境界。这既是一种“不关心的满足的艺术精神”(徐复观语)境界,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完满自足、人格达于极致、从而能够体认宇宙自然之“本真”特质的心灵境界。它既在世又出世,既疏离又关心,既是个体生命向自然的体察,也是在自然之中建立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

在这一点上,儒家与道家的差别并不是那么巨大。众所周知,庄子的逍遥游境界便是一种“无待”之境。所谓无待,即无所期待、无所牵挂、无所持守。《逍遥游》里的大鹏,由于体量巨大,活动范围也极其广大,因此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崇高感,气势磅礴的压迫感。“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即便如此崇高巨大、动人心魄的大鹏,在庄子那里也未达于最高的境界,因为它仍然“有所待”。在庄子看来,真正的逍遥游是一种“无待”的境界,这是一种超越了经验世界、只能以理性去把握的境界。但这种理性并非西方哲学意义的纯粹理性,而是积淀了感性情感和想象的理性,因而更接近于现代所谓审美直觉或审美判断。这种“无待”之境,一方面包含并超越了大鹏的崇高、博大、雄浑,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深沉的人生智慧,能够审时度势。就像庄子笔下那“无用之用”的大树。大树在惠施看来大而无用。但庄子却由这种“无用”之中发现了巨大之“用”:“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如此一来,大树之用便成为一种超越具体日常生活,即不再“规规于事”的审美之用,而大树也成为逍遥游世、自由超越的审美意象。

生活大多是现实的、世俗的、物质性的、平凡的,很多时候是具体而琐碎的。但是,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中国人还是登山临水以遣怀,画船听雨而逸兴,在杨柳弯月下歌诗,于雪落无声处赏景,以这些暂时脱离日常生活的行为求得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疏离”,从而寻求一种现世的精神自由与超越,使平庸的、琐屑的日常生活又具备了超越的可能性。就在种种日常生活的烦琐之中悟得本体,在各种纷扰缭乱的世俗行为中求证大道,亦即禅宗所言“平常心是道心”,担水砍柴无不是“道”。经过种种艰苦的修养和提炼,日常生活具备了审美化、精神化、甚至神圣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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